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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詳情>> 強調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意在把人們的無謂之爭引導到集中解決“四個全面”中的主要矛盾和根本問題上來，把一些人的短視、碎片化、滿足于枝節的傾向引導到關注我國長遠發展、全局發展、根本發展問題上來，把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思路引導到破解難題（全面深化改革）、建構秩序（全面依法治國）、唱響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上來。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立足治國理政全局和根本，著眼于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長遠，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學習和領會“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內涵，有必要從哲學角度來認識和把握。 　　■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提供哲學基礎 　　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工作時強調，“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這里，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明確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2015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內容是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旨在使各級領導干部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提高辯證思維和戰略思維能力，提高解決改革發展問題的本領，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提供哲學滋養和哲學基礎。 　　第一，馬克思主義哲學應首先是面向“問題”的哲學。習近平總書記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倡導問題導向。他強調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他提出的治國理政思想都是針對問題的，要理解其治國理政思想，就要把握他所關注的問題，只有把握他所關注的問題，才能更好理解他的治國理政思想。今天，我們黨要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就必須不斷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顯然，習近平總書記注重的是“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其實，哲學發源于疑惑和問題，問題是時代的口號，哲學又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它是面向現實的人的生活世界及其問題的。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就是不斷面向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歷史。今天，我們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要面向“文本”，更應面向“中國問題”。 　　第二，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注重“增強實踐本領的哲學”。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唯物辯證法，應增強我們的擔當意識，敢于直面并破解前進中遇到的矛盾，提高化解矛盾的本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學習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不斷強化問題意識，積極面對和化解前進中遇到的矛盾。對待矛盾的正確態度，應該是直面矛盾，并運用矛盾相輔相成的特性，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推動事物發展。今天，各級領導干部坐在矛盾的火山口上，處在矛盾的包圍當中。尤其在我國相對發展起來以后，就進入了矛盾凸顯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的矛盾都會凸顯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各級領導干部都會面臨“發展的煩惱”，是否敢于直面并破解矛盾，就顯得十分重要。有的人不敢直面矛盾，遇到矛盾繞著走，甚至回避和掩蓋矛盾，缺乏敢于擔當的精神，結果使矛盾堆成山，成為難啃的硬骨頭，錯失了解決矛盾的機遇。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矛盾是客觀、普遍存在的，矛盾運動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形式，也是推動事物發展的基本動力。所以，要善于自覺主動地直面各種矛盾，并積極提高解決矛盾的本領。 　　第三，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注重“化解矛盾的哲學”。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唯物辯證法，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善于把主要精力用在發現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上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問題是事物矛盾的表現形式，我們強調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就是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就是要善于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這就揭示出“問題—矛盾—化解—打開工作局面（發展）”的內在邏輯。我們在工作中會面臨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矛盾的具體體現。我們要通過發現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進而解決問題，來推動工作發展。各級領導干部不僅要敢于直面存在的問題，又要從各種問題中揭示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善于分析矛盾、解決矛盾，以推動工作發展。這是領導干部的一項基本功或看家本領。各級領導干部要專心致志地把主要精力放在揭示矛盾、分析矛盾和解決矛盾上來。 　　第四，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注重“辯證思維的哲學”。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唯物辯證法，可以提升我們的辯證思維能力，從而可使我們既抓住重點，又避免片面性和走極端。唯物辯證法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樹立辯證思維，提高辯證思維能力。辯證思維注重在對立中把握統一，在統一中把握對立，注重“兩面性”看問題以及矛盾雙方的協調式發展。它要求在總結經驗教訓、觀察社會形勢、制定方針政策、處理復雜問題、評價人物事件時，既講重點論，又講“兩點論”，反對片面性和走極端。這有利于我們全面、客觀、正確地看問題。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與治國理政實踐中，處處體現辯證思維的“重點論”和“兩點論”。他所提出的“四個全面”，既是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要做好的四項重點工作，也是體現全面性的一個有機整體，而且每一個“全面”都體現了全面性。然而，在互聯網上，在課堂上，我們常常發現一些人看問題做事情，往往走極端，具有片面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方法論上缺乏辯證思維，在“兩點論”中只看到一點，多看到事物的負面看不到事物的正面，并把負面加以夸大，走向了極端。 　　■運用戰略思維和辯證思維來分析理解“四個全面” 　　如何理解“四個全面”的性質、定位和內涵？對此，目前的觀點比較多。我認為，還是要回到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四個全面”時所講到的戰略思維和辯證思維這一哲學基礎上來，即要運用戰略思維和辯證思維來分析。 　　第一，運用戰略思維來分析。具體地說，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認識：從歷史來看，“四個全面”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事關中國的長遠發展。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性抉擇，決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要具有長遠的“戰略設計”；“全面依法治國”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與“全面深化改革”是“姊妹篇”，任重而道遠，要有長遠的戰略追求；“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政治保證，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對全面從嚴治黨要有戰略定力。從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邏輯來看，“四個全面”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方略，事關中國的全局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強大動力；“全面依法治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法治保障；從嚴治黨是實現前面“三個全面”的“政治保證”。“戰略目標——強大動力——法治保障——政治保證”構成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完整的邏輯結構和系統。從現實地位和作用來看，“四個全面”是“民族復興的行動綱領”，事關中國的根本發展。它從根本上決定著“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總之，從性質定位來看，“四個全面”是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戰略）；是現代化建設的總體方略（方略）；是民族復興的行動綱領（實踐）；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集中體現（理論創新）。 　　第二，運用辯證思維來分析。這里需要把握幾對關系：一是“四個全面”與“治國理政”的關系：二者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治國理政是整體，“四個全面”是治國理政整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關系：“四個全面”與“五位一體”直接相關，但又不能取代“五位一體”，它是貫穿于“五位一體”中的根本、核心和精髓，是實現“五位一體”的戰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五位一體”的實現目標；“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五位一體”的強大動力；“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五位一體”的基本方略；“全面從嚴治黨”是實現“五位一體”的政治保證。三是“四個全面”與當前我國改革發展的關系：“四個全面”是當前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面臨的根本問題、主要矛盾和工作重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意在把人們的無謂之爭引導到集中解決“四個全面”中的主要矛盾和根本問題上來，把一些人的短視、碎片化、滿足于枝節的傾向引導到關注我國長遠發展、全局發展、根本發展問題上來，把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思路引導到破解難題（全面深化改革）、建構秩序（全面依法治國）、唱響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上來。四是“四個全面”之間的關系：是全面與重點的關系。不僅每一個“全面”講的是全面，而且“四個全面”是一個有機整體；“四個全面”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點。

查看詳情>>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既是對全黨同志的鄭重提醒，更彰顯了我們黨實現偉大目標的信念之堅定、努力之頑強。我們要深刻把握“新的偉大斗爭”的新形式和新特點，努力贏得斗爭的勝利，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堅實基礎。 “新的偉大斗爭”的時代背景 我們黨之所以提出“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主要是基于對我們黨現階段面臨的一系列挑戰、考驗和危險的科學判斷。 我們黨面臨諸多挑戰。一些國家打壓的挑戰：盡管我國一再強調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但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新興大國，難免被某些守成大國及有關國家視為“威脅”，這些國家就會防范甚至打壓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遇到諸多難題的挑戰：面對體制機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籬的強大阻力，面對經濟增長與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的尖銳矛盾，面對資源人均占有率偏低且配置不夠合理、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突出問題；國外社會思潮對我國意識形態的挑戰：西方“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等思潮，通過不同途徑不斷向我國滲透；民族分裂主義的挑戰：主要包括“疆獨”“藏獨”“臺獨”等。 我們黨面臨“四大考驗”。長期執政的考驗：我們黨在長期執政、執政環境日趨復雜、執政基礎有所變化的背景下，如何加強和改進自身建設，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改革開放的考驗：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同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我們黨既要經受住市場經濟對黨負面影響的考驗，又要經受住市場經濟所引發的意識形態安全的考驗；外部環境的考驗：我們黨面臨的國際大環境和周邊環境日趨復雜嚴峻，包圍、遏制、打壓、分化、唱衰中國的行徑日趨激烈。 我們黨面臨“四大危險”。精神懈怠危險：有的黨員干部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缺乏斗志；能力不足危險：有的黨員干部難以勝任所肩負的歷史重任，難以應對諸多挑戰和“四大考驗”；脫離群眾危險：有的黨員干部高高在上，不愿深入群眾，背離了黨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優良傳統；消極腐敗危險：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嚴重侵蝕著我們黨的肌體。 “新的偉大斗爭”的主要形式 綜合國際國內形勢和環境來看，當前我們黨所面臨的“新的偉大斗爭”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 爭奪資源。資源競爭是當今世界各國競爭的重要形式之一。地球上儲存的資源相對有限。缺乏資源會嚴重影響一個國家的發展及競爭力，因而當前許多國家都在圍繞資源展開激烈競爭。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資源爭奪大戰。目前，這種戰爭仍然以不同形式在世界的局部地區進行。 貨幣戰爭。美國等西方強國注重金融立國，極力維護本國、本地區貨幣的世界霸主地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一些西方國家打壓人民幣是不爭的事實。研究表明，當前一些西方國家在我國周邊不斷挑起事端，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刺激貨幣流向霸權主義國家。 爭奪市場。即為世界市場和中國市場而展開爭奪。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發展經濟必須擁有廣闊市場，西方發達國家圍繞我國市場展開的爭奪從來沒有停止過。 意識形態斗爭。強權政治和霸權國家試圖對我國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它們以“自由、民主、人權”等為招牌，大力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目的就是動搖我們的思想根基，摧毀中國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復雜而尖銳，一些錯誤思潮暗流涌動，此起彼伏，競相發聲，大肆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 領土爭端。少數周邊國家與我爭奪我國固有的領土，一些西方大國趁機介入，挑撥離間甚至公然為其不合理主張撐腰打氣。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深刻認識到這種圍繞國家領土主權斗爭的長期性，依法、合情、合理地予以回應。 反腐敗斗爭。當前，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易發多發，我們黨在不斷加大反腐敗的力度。本屆中央領導集體組織開展的反腐敗斗爭，力度大、手段和方式多、效果顯著。與此同時，腐敗分子暗中抵觸，腐敗與反腐敗的斗爭將更為激烈。 網絡斗爭。在網絡空間，我們既能看見傳播正能量的“天使”，也能看到發泄不滿、謾罵他人、傳播色情、招搖撞騙、混淆是非、聚眾挑事、制造虛假信息、進行網絡策反等釋放負能量的“魔鬼”。網絡世界中的“天使”與“魔鬼”為爭奪網民和陣地而展開的斗爭日益凸顯，現實世界的斗爭也會體現到網絡世界。 反民族分裂主義的斗爭。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西方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經常在我國挑起各種事端，制造民族裂痕，搞民族分裂主義。因此，反對民族分裂主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新的偉大斗爭”的新特點 斗爭對象和形式全面多樣，處處可能是斗爭的“戰場”。我們正在進行的“新的偉大斗爭”之對象，既有國外的，也有國內的；既有黨外的，也有黨內的；既有經濟、政治的，也有文化、社會的；既有有形的敵對勢力，也有無形的挑戰、考驗、危險。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都有斗爭，資源、貨幣、市場、意識形態、網絡等都是斗爭的載體。 西方敵對勢力對斗爭精心策劃、處心積慮。西方敵對勢力對我斗爭，大多以傳播西方社會思潮且以文化滲透的方式，把“自由、民主、人權”作為突破口。大致步驟是：第一步，讓中國人崇拜西方“標準”；第二步，用西方“標準”裁判中國現實；第三步，使一些人認為西方“月亮”是圓的、中國“月亮”是缺的，對中國現實社會看不慣；最后一步，使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產生不滿，從而達到動搖中國人理想信念、摧毀中國人自信和分化人心的目的。 國內外敵對勢力采取的斗爭方式隱蔽巧妙，極具誘惑性和欺騙性。許多斗爭是用文明、學術外衣設置政治陷阱，以文明、學術思想掩蓋政治意圖，讓一些人甘愿上鉤，不知不覺掉入陷阱。這主要體現在：一是以文化、文明誘惑掩蓋政治圖謀。西方敵對勢力從未放棄西化、分化中國的政治圖謀，但感到用赤裸裸的軍事和政治手段扼殺、圍剿中國不合時宜，轉而想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當今時代，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日趨頻繁。西方敵對勢力抓住此機會，往往通過各種名目的基金會、社會組織，以考察訪問和培訓為旗號，培植代理人，進行文化滲透；利用其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軍事上的“話語權優勢”，誘惑一些中國人尤其是專家學者、領導干部和企業家，使他們對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文明、理論、思想失去自信，成為西方文化、思想的俘虜。二是用學術思想遮蔽政治圖謀，以學術創新誘惑我國專家學者，使他們掉進西方所設計的政治陷阱。一些西方社會思潮確實提出了具有一定創新性和學術性的思想。但它們常常打著學術創新的旗號，以學術研究、學術交流、學術訪問的面具來掩飾其政治意圖，容易迷惑我們的一些專家學者，使他們喪失判斷力和鑒別力。因此，我們要提高政治敏銳性和政治判斷力，徹底揭露和拒斥西方以文化、文明、學術外衣設置的政治陷阱。 綜上所述，當前我們面臨的“新的偉大斗爭”，可謂復雜而嚴峻。積極應對我們黨面臨的諸多挑戰、“四大考驗”和“四大危險”，努力破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出現的諸多難題，都需要我們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我們應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使命意識，進一步培育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底線思維，準確把握機遇、有效應對挑戰、科學破解難題，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持續發展、不斷推進。

查看詳情>> 記者：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公平正義改革、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夢等，這些都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我們黨提出的一整套話語體系。習近平“新政”在話語體系建設方面有哪些新意？ 韓慶祥：這是習近平“新政”的另一個內容：“建構中國話語體系、話語方式和話語權的新自覺”。話語體系與實踐發展和話語自覺有關，話語方式與文風有關，話語權與國家綜合國力、自信心和話語體系建設有關。隨著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上也逐漸擁有了一定的話語權。然而，在中國話語體系和話語權建設方面，由于我們在一定意義上還缺乏自覺和自信，使得我們在話語體系和話語權建設方面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如在話語表述方式上，要么缺乏大眾化，過于抽象、難懂、晦澀、繁長，要么缺乏學理支撐，宣傳性口號過多，要么缺乏國際化或普世化，在與西方對話、交流時缺乏共同“語言”，難以被真正認同；在話語權上，要么一些人總認為西方月亮比中國圓，要么對我們的實踐成果和話語體系優勢缺乏自覺的學理闡釋和有效國際傳播，結果影響中國話語體系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甚至在學術領域，使西方話語在中國大行其道，出現崇拜西方話語的“洋教條”。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力求改變這種狀況，要求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還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這種新的努力是從四個方面展開的：一是充滿自信。即對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傳統充滿自信。如習近平總書記十分崇尚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堅守社會主義文化，強調要對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充滿刻骨銘心的自信；二是高度自覺。即能自覺清醒地認識到應對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及其所促進的中國成功的實踐成果進行系統的學理闡釋和有效傳播，也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傳統進行系統的學理闡釋和有效傳播，以建構能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的中國話語體系；三是力戒“假大空”和教條式的話語表述方式，力求使語言表述真實、具體、樸實、生動、接地氣；四是力求使話語表述大眾化、國際化，擴大其影響力，爭得國際上的話語權。實際上，在許多他最關心的重大根本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常常使用的是大眾化、國際化的語言表述，如“中國夢”，“打鐵還需自身硬”，“踏實留印、抓鐵有痕”，“釘釘子”，“逢山開路、遇河架橋”，“騰籠換鳥”，“老虎蒼蠅一起打”，“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啃硬骨頭”，“刮骨療毒”，“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再如“公平正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等。 記者：以往，我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論和方針政策。然而，一些黨員干部認為，在現實社會中，理論與實踐反差較大，面向政治的注解、宣傳和活動多而解決實際問題的實踐少。習近平總書記在抓落實方面有哪些新的風格和舉措？ 韓慶祥：習近平“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還包括“踏石留印、抓鐵有痕剛性執行力的新氣象”。習近平總書記引用馬克思的名言特別強調，一步實際行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他在強調落實的執行力問題時明確指出：一定要用“踏石留印、抓鐵有痕”、“逢山開路、遇河架橋”、“釘釘子”和“敢于擔當”的精神或戰略定力抓落實。“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強調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時說的一句擲地有聲的話。“一分部署”，說的是宏偉藍圖與具體決策。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是一份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和總體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說“改革藍圖有了，現在的關鍵是把藍圖一步步變為現實”。要把“一分部署”“變為現實”，最重要的就是“九分落實”，即付諸實踐行動。如果沒有“九分落實”，“一分部署”再宏偉、再激動人心，也只能是“紙上談兵”。 這種執政風格也體現在“調結構、轉方式、保質量”上。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以強有力的中央領導權威、鋼鐵般的執行意志，克服重重阻力，實行經濟新政：一是堅定從實踐上推進和執行“調結構、轉方式、保質量”的經濟思路，尤其是把以“調結構”為核心內容的“結構性改革”作為新常態，近兩年取得了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和成效；二是堅持穩中求進，既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論斷，并穩妥推進其進程，也力求使政府更好發揮作用，正確解決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三是進行試點，逐步穩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這種執政風格還體現在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定要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 實際上，習近平同志從政以來，一貫強調貫徹落實的執行力問題，這已成為他鮮明的從政風格和工作作風。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習近平同志在《抓落實如敲釘子》的短評中明確強調：“抓落實就好比在墻上敲釘子：釘不到點上，釘子要打歪；釘到了點上，只釘一兩下，釘子會掉下來；釘個三四下，過不久釘子仍然會松動；只有連釘七八下，這顆釘子才能牢固。”在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他數次講話都強調要認真抓落實。

查看詳情>> 注重“人民立場”，是第四個重要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在分析、思考一切問題時，其出發點、落腳點和遵循的基本原則，都是基于人民立場，即一切要依靠人、一切要為了人、一切要尊重人。“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之所以總是能夠切中要害、沁人心脾，主要就是因為他始終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為大眾利益立言，心懷熾熱的大眾情懷。 在習近平同志剛剛當選總書記后的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我們一定要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歷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這里體現出習近平總書記思考問題時，始終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如果我們脫離群眾、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最終也會走向失敗。這是從執政黨前途命運的高度強調人心向背、人民擁護的重要性。在對“中國夢”的闡釋中，這種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大眾立言的立場體現的更為鮮明：“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②習近平總書記還把人民立場提升到執政理念的高度。他在索契接受俄羅斯電視臺記者專訪時，明確講到：“我的執政理念，概括起來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擔當起應該擔當的責任。” 情系人民的立場在習近平同志那里是一以貫之的。在《之江新語》中，習近平同志的許多短評篇目，如《做人民群眾的貼心人》《善于同群眾說話》《一切為民者，民則向往之》等，都體現出習近平同志一貫的大眾情懷。在《樹立五種重要情感》這篇短評中，習近平同志具體談到了學習和樹立五種崇高的情感：一要學習鄧小平同志的情懷感。他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二要學習雷鋒同志的幸福感。他雖然只活了22年，但他說：“什么是幸福？為人民服務是最大的幸福。”三要學習孔繁森同志的境界感。他有一句名言：“愛的最高境界就是愛人民。”四要學習鄭培民同志的責任感。他始終把“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五要學習錢學森同志的光榮感。他把群眾的口碑當作自己無上的光榮。這里的“五種崇高情感”貫穿著心懷大眾、情系人民的主線。 要言之，習近平同志思考和談論問題的方方面面，都從人民立場出發，最終都落腳到人民立場上來。 求真務實重落實 注重“求真務實”，是第五個重要特征。在探尋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時，在強調貫徹落實的實踐行動時，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求真務實。習近平同志從政以來，一貫強調求真務實、重抓落實，這已經成為他鮮明的執政風格和工作作風。在地方執政時，習近平同志在工作中嚴格貫徹中央求真務實的要求，還多次對此進行論述。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習近平同志曾以“哲欣”為筆名，在四年多的時間里，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232篇短評，并于2007年集結成書出版。其中，在《不興偽事興務實》中引用古人“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的箴言，提醒各級領導干部要做“愿聽真話、敢講真話、勇于負責、善抓落實之人”。在《抓落實如敲釘子》的短評中指出：“抓落實就好比在墻上敲釘子：釘不到點上，釘子要打歪；釘到了點上，只釘一兩下，釘子會掉下來；釘個三四下，過不久釘子仍然會松動；只有連釘七八下，這顆釘子才能牢固。”十八大以來，一些重大問題經研究并作出決策部署后，需要具體部門認真落實。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抓落實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還擔任一些重要小組的組長，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等。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他重視求真務實抓落實的執行力。 大眾話語重文風 注重“大眾話語”，是第六個重要特征。習近平總書記的一些講話，舉重若輕、如話家常，總是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這里顯示出他論述問題時引經據典、言簡意賅、通俗易懂的特征。 用“中國夢”這個通俗易懂的大眾化語言表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目標和總任務，容易記憶、理解和接受，具有動員力和凝聚力，迅速引起了強烈反響；用“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表述國家、民族和人民大眾的關系，邏輯清晰、言簡意賅、易懂易記；以“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形象逼真且鏗鏘有力地比喻一個國家對發展道路選擇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以生動形象的“打鐵還需自身硬”，要求黨員干部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以“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日常語言，要求黨員干部遵守黨紀國法、加強自身修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時常還引經據典，比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等。尤其在《之江新語》中，那些短評體現著言簡意賅、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風。最短的文章不足300字，最長的也不過700字左右，每篇都是觀點鮮明、一針見血、開門見山、直奔主題。他還不時引用古代圣賢的名言警句作為文眼，有時也引用社會上普通群眾的俚語俗話。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鄭板橋的“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于謙的“但愿蒼生俱溫飽，不辭辛苦出深林”。此外，還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潤物細無聲”，等等。這些名言警句的引用，與文章內容相結合，讓人讀時耳目一新、振聾發聵、印象深刻、回味無窮。

查看詳情>> “問題意識”對于把握時代發展趨勢和優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極為重要。馬克思高度重視“問題”對于把握時代特征的重要性。他指出，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在當代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決不能遮蔽問題、回避問題，而應不斷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進而使改革充滿動力和活力。總的來說，習近平總書記理論創新具有問題意識、戰略思維、辯證分析、人民立場、求真務實和大眾話語六大重要特征。 問題意識重根本 具有“問題意識”，是第一個重要特征。領導干部首先是要解決問題的。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執政風格上，在積極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時，總是強調“問題意識”。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任務和總目標的“中國夢”，可以說是圍繞“中國向何處去”這個事關全局的根本問題提出的；中國道路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實現總目標、總任務之根本路徑問題的深刻思考。習近平總書記分析、思考和論述的問題，多是關乎中國發展根本命運的“命運性問題”。他所關注的總問題，是改革發展穩定。“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上的講話要義。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第二部分就是“關于全會決定的總體框架和重點問題”。在這里，他在用“六個進一步”闡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任務之后，明確指出：“圍繞這些重大課題，我們強調，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①這里，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躍然紙上，發人深省。 戰略思維重全局 注重“戰略思維”，是第二個重要特征。思考、分析根本的命運性問題，需要具備戰略思維。戰略思維，主要是習近平總書記針對如何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如何實現未來的理想目標，以及在分析、思考改革發展穩定的根本問題時強調的。黨的十八大把國家戰略進一步明確為兩大戰略，即1990-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和2021-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戰略。當今中國已經進入“2012-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階段，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啟動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從大尺度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既要完成既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更要擔當起“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使命。在此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力求通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來實現這兩個戰略目標。不僅如此，習近平總書記還從大尺度來看待全面深化改革，反復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其實質目的，就是要求領導干部從戰略尺度來看改革，從兩個100年的時間框架內來認識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強調指出要“堅持從大局出發考慮問題”，認為全面深化改革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不是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單項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從“戰略部署”高度考慮我們黨的奮斗目標及其實現，考慮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從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通盤考慮全面深化改革，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思考和分析問題時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 辯證分析重思想 注重“辯證分析”，是第三個重要特征。在思考和談論我國改革發展穩定中的一些重大關系，以及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十分注重辯證思維和辯證分析，注重思想的力量。重視哲學的辯證思維和辯證分析，在他分析、思考問題中具有核心的地位。當代中國要以創新驅動助推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重視思想的力量；在當今世界格局、國內態勢日趨復雜的情境下，也需要注重思想的力量。辯證思維是激發創新思想、發揮思想力量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意義。在《略論〈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時代意義》《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等文章中，他不僅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所揭示的辯證唯物主義主要原理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而且重視挖掘這些原理對于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現實指導意義，并具體論述了運用這些原理指導實踐應注意處理好的一些重大關系。 針對當前的形勢與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具體提出了四種思維方式，即“戰略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這四種思維以全面深化改革為核心，分為三個層次，即“戰略思維→系統思維和創新思維→底線思維”。戰略思維，主要針對當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定位這一重大問題。如果說，戰略思維是從“高度”上看全面深化改革，那么，系統思維和創新思維則是從“整體性”和“時代性”上看全面深化改革。這是因為，系統思維針對的是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性和關聯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領導干部既要駕馭總體進程又要把握每一階段，既要善謀全局又要能抓一域。因此，系統思維，就是要解決關于全面深化改革這一偉大革命的總體進程與每一階段、全局與一域、總體性與關聯性等一系列重大關系的思維原則。而所謂創新思維，則源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時代性。今天的改革不同于昨天的改革，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論和實踐自覺實現與時俱進，就需要創新。創新思維是解決改革的與時俱進問題的思維原則。底線思維，則是針對改革要有邊界約束這一問題而提出的。從理論上說，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邊界，超出該邊界，該事物就不成其為自身。改革，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同樣具有邊界。在改革中要保持社會主義的邊界，這是改革的“方向邊界”；在改革中保持力度、節奏、領域等方面的可控性，這是改革的“操作邊界”。前者屬于政治紀律問題，后者屬于執政能力范疇。合起來看，關于針對改革的思維方法，體現出這樣的層次關聯：歷史定位（戰略思維）—總體框架（系統思維和創新思維）—操作規范（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