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理論創新六個重要特征 1.1
發布日期：2015-07-16瀏覽：3952
“問題意識”對于把握時代發展趨勢和優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極為重要。馬克思高度重視“問題”對于把握時代特征的重要性。他指出，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在當代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決不能遮蔽問題、回避問題，而應不斷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進而使改革充滿動力和活力。總的來說，習近平總書記理論創新具有問題意識、戰略思維、辯證分析、人民立場、求真務實和大眾話語六大重要特征。
問題意識重根本
具有“問題意識”，是第一個重要特征。領導干部首先是要解決問題的。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執政風格上，在積極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時，總是強調“問題意識”。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任務和總目標的“中國夢”，可以說是圍繞“中國向何處去”這個事關全局的根本問題提出的；中國道路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實現總目標、總任務之根本路徑問題的深刻思考。習近平總書記分析、思考和論述的問題，多是關乎中國發展根本命運的“命運性問題”。他所關注的總問題，是改革發展穩定。“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上的講話要義。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第二部分就是“關于全會決定的總體框架和重點問題”。在這里，他在用“六個進一步”闡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任務之后，明確指出：“圍繞這些重大課題，我們強調，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①這里，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躍然紙上，發人深省。
戰略思維重全局
注重“戰略思維”，是第二個重要特征。思考、分析根本的命運性問題，需要具備戰略思維。戰略思維，主要是習近平總書記針對如何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如何實現未來的理想目標，以及在分析、思考改革發展穩定的根本問題時強調的。黨的十八大把國家戰略進一步明確為兩大戰略，即1990-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和2021-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戰略。當今中國已經進入“2012-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階段，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啟動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從大尺度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既要完成既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更要擔當起“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使命。在此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力求通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來實現這兩個戰略目標。不僅如此，習近平總書記還從大尺度來看待全面深化改革，反復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其實質目的，就是要求領導干部從戰略尺度來看改革，從兩個100年的時間框架內來認識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強調指出要“堅持從大局出發考慮問題”，認為全面深化改革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不是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單項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從“戰略部署”高度考慮我們黨的奮斗目標及其實現，考慮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從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通盤考慮全面深化改革，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思考和分析問題時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
辯證分析重思想
注重“辯證分析”，是第三個重要特征。在思考和談論我國改革發展穩定中的一些重大關系，以及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十分注重辯證思維和辯證分析，注重思想的力量。重視哲學的辯證思維和辯證分析，在他分析、思考問題中具有核心的地位。當代中國要以創新驅動助推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重視思想的力量；在當今世界格局、國內態勢日趨復雜的情境下，也需要注重思想的力量。辯證思維是激發創新思想、發揮思想力量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意義。在《略論〈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時代意義》《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等文章中，他不僅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所揭示的辯證唯物主義主要原理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而且重視挖掘這些原理對于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現實指導意義，并具體論述了運用這些原理指導實踐應注意處理好的一些重大關系。
針對當前的形勢與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具體提出了四種思維方式，即“戰略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這四種思維以全面深化改革為核心，分為三個層次，即“戰略思維→系統思維和創新思維→底線思維”。戰略思維，主要針對當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定位這一重大問題。如果說，戰略思維是從“高度”上看全面深化改革，那么，系統思維和創新思維則是從“整體性”和“時代性”上看全面深化改革。這是因為，系統思維針對的是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性和關聯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領導干部既要駕馭總體進程又要把握每一階段，既要善謀全局又要能抓一域。因此，系統思維，就是要解決關于全面深化改革這一偉大革命的總體進程與每一階段、全局與一域、總體性與關聯性等一系列重大關系的思維原則。而所謂創新思維，則源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時代性。今天的改革不同于昨天的改革，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論和實踐自覺實現與時俱進，就需要創新。創新思維是解決改革的與時俱進問題的思維原則。底線思維，則是針對改革要有邊界約束這一問題而提出的。從理論上說，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邊界，超出該邊界，該事物就不成其為自身。改革，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同樣具有邊界。在改革中要保持社會主義的邊界，這是改革的“方向邊界”；在改革中保持力度、節奏、領域等方面的可控性，這是改革的“操作邊界”。前者屬于政治紀律問題，后者屬于執政能力范疇。合起來看，關于針對改革的思維方法，體現出這樣的層次關聯：歷史定位（戰略思維）—總體框架（系統思維和創新思維）—操作規范（底線思維）。
問題意識重根本
具有“問題意識”，是第一個重要特征。領導干部首先是要解決問題的。習近平總書記在治國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執政風格上，在積極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時，總是強調“問題意識”。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任務和總目標的“中國夢”，可以說是圍繞“中國向何處去”這個事關全局的根本問題提出的；中國道路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實現總目標、總任務之根本路徑問題的深刻思考。習近平總書記分析、思考和論述的問題，多是關乎中國發展根本命運的“命運性問題”。他所關注的總問題，是改革發展穩定。“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上的講話要義。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第二部分就是“關于全會決定的總體框架和重點問題”。在這里，他在用“六個進一步”闡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任務之后，明確指出：“圍繞這些重大課題，我們強調，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①這里，鮮明的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躍然紙上，發人深省。
戰略思維重全局
注重“戰略思維”，是第二個重要特征。思考、分析根本的命運性問題，需要具備戰略思維。戰略思維，主要是習近平總書記針對如何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如何實現未來的理想目標，以及在分析、思考改革發展穩定的根本問題時強調的。黨的十八大把國家戰略進一步明確為兩大戰略，即1990-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和2021-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戰略。當今中國已經進入“2012-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階段，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啟動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從大尺度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既要完成既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更要擔當起“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使命。在此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力求通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來實現這兩個戰略目標。不僅如此，習近平總書記還從大尺度來看待全面深化改革，反復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其實質目的，就是要求領導干部從戰略尺度來看改革，從兩個100年的時間框架內來認識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強調指出要“堅持從大局出發考慮問題”，認為全面深化改革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不是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單項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從“戰略部署”高度考慮我們黨的奮斗目標及其實現，考慮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從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通盤考慮全面深化改革，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思考和分析問題時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
辯證分析重思想
注重“辯證分析”，是第三個重要特征。在思考和談論我國改革發展穩定中的一些重大關系，以及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十分注重辯證思維和辯證分析，注重思想的力量。重視哲學的辯證思維和辯證分析，在他分析、思考問題中具有核心的地位。當代中國要以創新驅動助推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重視思想的力量；在當今世界格局、國內態勢日趨復雜的情境下，也需要注重思想的力量。辯證思維是激發創新思想、發揮思想力量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意義。在《略論〈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時代意義》《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等文章中，他不僅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所揭示的辯證唯物主義主要原理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而且重視挖掘這些原理對于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現實指導意義，并具體論述了運用這些原理指導實踐應注意處理好的一些重大關系。
針對當前的形勢與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具體提出了四種思維方式，即“戰略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這四種思維以全面深化改革為核心，分為三個層次，即“戰略思維→系統思維和創新思維→底線思維”。戰略思維，主要針對當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定位這一重大問題。如果說，戰略思維是從“高度”上看全面深化改革，那么，系統思維和創新思維則是從“整體性”和“時代性”上看全面深化改革。這是因為，系統思維針對的是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性和關聯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領導干部既要駕馭總體進程又要把握每一階段，既要善謀全局又要能抓一域。因此，系統思維，就是要解決關于全面深化改革這一偉大革命的總體進程與每一階段、全局與一域、總體性與關聯性等一系列重大關系的思維原則。而所謂創新思維，則源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時代性。今天的改革不同于昨天的改革，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使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論和實踐自覺實現與時俱進，就需要創新。創新思維是解決改革的與時俱進問題的思維原則。底線思維，則是針對改革要有邊界約束這一問題而提出的。從理論上說，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邊界，超出該邊界，該事物就不成其為自身。改革，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同樣具有邊界。在改革中要保持社會主義的邊界，這是改革的“方向邊界”；在改革中保持力度、節奏、領域等方面的可控性，這是改革的“操作邊界”。前者屬于政治紀律問題，后者屬于執政能力范疇。合起來看，關于針對改革的思維方法，體現出這樣的層次關聯：歷史定位（戰略思維）—總體框架（系統思維和創新思維）—操作規范（底線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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