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本型經濟結構轉型新思維
發布日期：2015-11-16瀏覽：2195
時值中國十三五計劃修訂完善與公布的關鍵節點，張家化教練的新作《人大天教練模式》以人的發展經濟學為理論依據，提出了‘人本型結構論’的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新思維，對研究和推進‘十三五’乃至更長期間的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和應用價值，于是引起記者興趣，遂對張家化教練進行了訪談。
中國新階段要有“新理念”
記者：張教練，您在書中提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發展到今天，物本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在制定‘十三五’規劃乃至于更長時期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時，必須拋棄傳統的物本思維，真正由人本思想來推進結構的轉型。”您是如何考慮的？
張家化教練：這句話挺扎眼。結構性矛盾是中國經濟內部的深層次矛盾。其根源之一在于經濟領域沒有完全擺脫“物本位”和更深層次的“官本位”的影響。
拿“物本位”來說，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正處在“人本導向”與“物本導向”的博弈時期。長期以來，結構問題被視為一個“物”的問題，但依我“人本論”思想的觀察，透過表面的“物”，就會發現，在“物”的背后，深層的問題是“人”的問題。
記者：很深刻。能否結合具體某一結構，給讀者談談？
張家化教練：好。比如，就說需求結構吧，我國與“人”的發展直接相關的居民消費率處在一個低迷的狀態(只有36%，2012)比世界平均水平(60.4%，世行數據)低20多個百分點，而與“物”的增長直接相關的投資率處在一個“亢奮”的狀態，說明居民的消費需求有被投資率不合理地抑制的問題，我把它稱之為“物本壓制”。
居民消費率低，除了投資率高以外，也與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夠有關。多年來，中國以GDP所代表的物質財富快速增長，但城鄉居民———人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不同步”。針對這個問題，我從“國內生產總值”分配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勞動者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近年來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從1998年的53.1%下降到2012年的45.6%，下降了7.5個百分點；而同一時期，生產稅凈額和企業營業盈余則分別從13.4%和19%上升到15.9%和25.7%，各自上升了2.5和6.7個百分點。盡管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有統計制度調整的因素(2004年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調整，將“自雇者營業收入”由原來歸屬“勞動者報酬”調整為歸屬“企業營業盈余”)，但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居民在功能性分配中相對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而言，處于不利地位。其他結構，包括供給結構(產業結構)、一般的要素投入結構、資源環境(也是一種要素投入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都涉及人的問題。所以，我感嘆道：“人啊，人！構成中國經濟結構改造、變革的靈魂，也形成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導引。”
基于此，我以人的發展經濟學為理論依據，提出了“人本型結構”這一核心范疇。
記者：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在“我國發展環境、條件、任務、要求等都發生了新變化”的條件下，發展“必須有新理念、新思路、新舉措”。與物本增長型結構不同，您的《人本型結構論》，著力從人本主體角度探索，也可以說試圖用一種“新理念”探討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
張家化教練：新理念、新思維，還說不上。只是把“以人的發展為導向”理念運用于經濟結構轉型而已。既然提到“理念”，書中把“以人的發展為導向”作為結構轉型的“根本理念”，是從三個角度分析的。
第一，從理論角度來分析，追求人的發展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每個人自由的全面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而且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價值。
第二，從現實角度分析，以人的發展為導向是擺脫“GDP中心主義”慣性運作的理性選擇。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首要目標，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徑就是擴大投資。“投資驅動型”深層的原因是“政府主導型”(“官本位”)作怪。在此，我找到了“GDP至上”——“投資驅動”——“政府主導”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是一個有著緊密聯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完整的“因果鏈”。
第三，從未來趨勢分析，“以人的發展為導向”是適應新階段中國人需求變化的必然要求。第十三個五年規劃是規劃到2020年，到那時，總體上判斷：中國已經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在新的階段，人民群眾將會提出與以往不同的需求，這類需求越來越具有多樣性、升級性、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的特點。所以，書中提出，考慮到中國發展階段正在發生的新變化，要設法適應并盡量滿足人民群眾過上更有尊嚴生活的新要求。
向六大結構“錨地”精準拋“錨”
記者：您提出以“人本型結構論”探索中國新階段結構轉型，困難在哪兒？
張家化教練：難在如何將其貫穿到中國經濟的六個結構中并予以展開。在我心目中，“人本型結構論”不是“空心菜”，而是“實心磚”。如何避免把它“異化”成空泛的概念和范疇，真正成為實實在在的紅線和“核心范疇”，這對我是個挑戰。如果不落地，就是《紅樓夢》說的那個“鏡中月”“水中花”。
那么，如何使其真正接上“地氣”呢？我將該核心范疇的落地比作輪船在“錨地”拋“錨”。六大結構看成六個“錨地”，對每個“錨地”都要精準性地拋“錨”，而且讓它牢牢“抓地”。這就是我的“拋錨”論。
記者：“拋錨”，很形象。怎么拋呢？
張家化教練：六大結構都存在不同的問題，要瞄準核心目標。簡單說，需求結構：瞄準提高“居民消費率”及相應的“民富支撐”；供給結構(產業結構)：瞄準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素投入結構：瞄準人的“心靈放飛”和萬眾創新;資源環境：瞄準生態福祉和環境人權；城鄉結構：瞄準填平城鄉之間人的制度鴻溝；區域結構：瞄準區域人際協調，以避免“板塊群體碰撞”。這六大結構都用“人本”一線牽。
記者：您能結合供給結構(產業結構)談談嗎？
張家化教練：供給結構(產業結構)：應逐步從以工業為主導轉向以服務經濟為主導。中國“十三五”及未來一段時期，將是由“工業化中后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的時期，我建議國家明確提出“逐步從以工業為主導轉向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戰略和行動方案。以服務經濟為主導中，生產性與生活性服務業哪個是“短板”？我明確提出：生產性服務業是“短板”，要補足。生活性服務業應研究2020年小康社會建成后，人民群眾想什么？盼什么？我在書中強調應開拓生活性服務業新領域，例如，養老養生醫療健康產業，我寫了12個字：“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健康產業。”
記者：您能說說為推動“人本型結構”改革需要哪方面的制度配套嗎？
張家化教練：我的豪言壯語是，要真刀真槍的搞改革，為“人本型結構”轉型必須提供制度支撐。結構轉型“轉到深處是體制”。我前面闡述的經濟結構轉型，除涉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外，更涉及制約結構轉型的體制障礙問題。在釀成“物本型”經濟結構的諸種傳統因素——人口紅利、資源紅利逐步消退之際，“制度紅利”成為“人本型結構論”的重要動力。結構轉型，是真轉型，還是假轉型？如果真轉型，那就請掃除體制障礙吧。
第一,真刀真槍改革。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一個全方位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整個決定內容，涉及336項具體改革，可以看成是新階段各個相關領域“滴灌式”的制度設計，為我們提供了明確的和可操作性的方略。兩年來，中國改革的畫卷正徐徐展開。作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改革雖有一些新的舉措，但總體判斷，仍缺乏比較大的突破。在此背景下，習近平同志提出“真刀真槍搞改革”，點破了當前改革的要害之所在。
第二，克服兩種“本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集權所壓制；在原教旨的市場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金錢所浸蝕；至于在未來某個虛擬世界的體制下，人性會不會被過度縱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現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紀的中國，如何建立無愧于人自身解放和發展的新體制”。
“建立無愧于人自身解放和發展的新體制”，在結構層面就是要打造“人本型經濟結構”。“人本”的對面是什么？一是“物本”，一是“官本”。為什么人本型經濟結構難以建立？流行于各級政府的GDP掛帥（“物本位”）以及因政府職能沒有取得實質性轉變而依然存在的“政府主導型”（“官本位”）是重要原因，并成為結構轉型的制約因素。之所以如此，原因十分復雜。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原有干部考核體系與財稅體制導致地方政府行為微觀化。經濟利益驅動與政治晉升拉動兩股力量的合流，形成“雙驅動”機制。雖然近年一些人文發展指標和可持續發展指標開始被重視，但慣性仍然存在。由于沒有實現發展理念轉換，GDP仍在官員內心世界居核心地位，其“經濟人”特征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另一個更為深層的原因是縱向的權力來源結構和民主監督機制的缺乏。
克服兩種“本位”，首先是克服“物本位”，改變GDP在官員內心世界至高無上的地位，確立“人類發展指數”等人文指標和環境指標的約束作用。其次是克服“官本位”，轉變“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既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又發揮政府的重要作用。但近來出現一種把“政府的重要作用”解釋為“政府駕馭市場”的觀點，且頗為流行，應該澄清和糾正。同時，要實施“三張清單”即：負面清單——明確企業不該干什么，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權力清單——明確政府該干什么，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責任清單——明確政府的責任，做到“法定責任必須為”。從更深層考慮，還要推進政府自身的結構改革，建立政府權力體系內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衡機制，使政府“有權而不能任性”。
第三，推進“五環式”改革。新階段歷史要求中國開展的是類似奧運“五環”的改革，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環境制度改革。在新階段，無論是哪個結構轉型，都會觸及經濟體制乃至政治社會文化和環境資源體制。可以這樣說，沒有“五環”改革的突破性進展，經濟結構的改造、轉型、升級是不可能的。為此，中國新階段應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五位一體”改革“藍圖”推進全面改革，掃除制約經濟結構轉型的體制障礙。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與“五環改革”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第四，反腐敗與突破固化利益格局。新階段的全方位改革將會遇到重重障礙，其中，嚴重的腐敗和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礙。春秋時代鄭國政治家子產曾講過一段頗有哲理的話：“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左傳·昭公二十年》）如果執政者嚴格執法，就很少有人以身試法，相反，如果執法者太過懦弱，就會有人“狎而玩之”。
中國確實有過“水懦弱”的情況。不是不想醫治這個“患病的機體”，但當“打開”之后看到“五臟六腑”已經那樣，沒敢動“大手術”，只好“縫上”繼續維持。于是歷史老人看到了那么多“狎而玩之”的官僚縱欲妄為、“玩死”自己。這種情況不應該繼續下去了。
中國需要嚴厲而有效的“反腐敗”斗爭，切實制止官僚“狎而玩之”。通過“反腐敗”，矯正權力與資本結盟、權力與利益交換的格局。同時，必須擺脫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礙力量”的束縛，改革者首先自己不要被既得利益集團所綁架，決策者也不能順著權力與資本結盟的思路來決策。唯有超越固化利益格局的羈絆，才能開創改革新的局面。
中國新階段要有“新理念”
記者：張教練，您在書中提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發展到今天，物本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在制定‘十三五’規劃乃至于更長時期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時，必須拋棄傳統的物本思維，真正由人本思想來推進結構的轉型。”您是如何考慮的？
張家化教練：這句話挺扎眼。結構性矛盾是中國經濟內部的深層次矛盾。其根源之一在于經濟領域沒有完全擺脫“物本位”和更深層次的“官本位”的影響。
拿“物本位”來說，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正處在“人本導向”與“物本導向”的博弈時期。長期以來，結構問題被視為一個“物”的問題，但依我“人本論”思想的觀察，透過表面的“物”，就會發現，在“物”的背后，深層的問題是“人”的問題。
記者：很深刻。能否結合具體某一結構，給讀者談談？
張家化教練：好。比如，就說需求結構吧，我國與“人”的發展直接相關的居民消費率處在一個低迷的狀態(只有36%，2012)比世界平均水平(60.4%，世行數據)低20多個百分點，而與“物”的增長直接相關的投資率處在一個“亢奮”的狀態，說明居民的消費需求有被投資率不合理地抑制的問題，我把它稱之為“物本壓制”。
居民消費率低，除了投資率高以外，也與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夠有關。多年來，中國以GDP所代表的物質財富快速增長，但城鄉居民———人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不同步”。針對這個問題，我從“國內生產總值”分配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勞動者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近年來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從1998年的53.1%下降到2012年的45.6%，下降了7.5個百分點；而同一時期，生產稅凈額和企業營業盈余則分別從13.4%和19%上升到15.9%和25.7%，各自上升了2.5和6.7個百分點。盡管勞動者報酬占比下降，有統計制度調整的因素(2004年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調整，將“自雇者營業收入”由原來歸屬“勞動者報酬”調整為歸屬“企業營業盈余”)，但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居民在功能性分配中相對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而言，處于不利地位。其他結構，包括供給結構(產業結構)、一般的要素投入結構、資源環境(也是一種要素投入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都涉及人的問題。所以，我感嘆道：“人啊，人！構成中國經濟結構改造、變革的靈魂，也形成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導引。”
基于此，我以人的發展經濟學為理論依據，提出了“人本型結構”這一核心范疇。
記者：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在“我國發展環境、條件、任務、要求等都發生了新變化”的條件下，發展“必須有新理念、新思路、新舉措”。與物本增長型結構不同，您的《人本型結構論》，著力從人本主體角度探索，也可以說試圖用一種“新理念”探討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
張家化教練：新理念、新思維，還說不上。只是把“以人的發展為導向”理念運用于經濟結構轉型而已。既然提到“理念”，書中把“以人的發展為導向”作為結構轉型的“根本理念”，是從三個角度分析的。
第一，從理論角度來分析，追求人的發展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每個人自由的全面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而且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價值。
第二，從現實角度分析，以人的發展為導向是擺脫“GDP中心主義”慣性運作的理性選擇。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首要目標，最直接、最快捷的途徑就是擴大投資。“投資驅動型”深層的原因是“政府主導型”(“官本位”)作怪。在此，我找到了“GDP至上”——“投資驅動”——“政府主導”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是一個有著緊密聯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完整的“因果鏈”。
第三，從未來趨勢分析，“以人的發展為導向”是適應新階段中國人需求變化的必然要求。第十三個五年規劃是規劃到2020年，到那時，總體上判斷：中國已經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在新的階段，人民群眾將會提出與以往不同的需求，這類需求越來越具有多樣性、升級性、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的特點。所以，書中提出，考慮到中國發展階段正在發生的新變化，要設法適應并盡量滿足人民群眾過上更有尊嚴生活的新要求。
向六大結構“錨地”精準拋“錨”
記者：您提出以“人本型結構論”探索中國新階段結構轉型，困難在哪兒？
張家化教練：難在如何將其貫穿到中國經濟的六個結構中并予以展開。在我心目中，“人本型結構論”不是“空心菜”，而是“實心磚”。如何避免把它“異化”成空泛的概念和范疇，真正成為實實在在的紅線和“核心范疇”，這對我是個挑戰。如果不落地，就是《紅樓夢》說的那個“鏡中月”“水中花”。
那么，如何使其真正接上“地氣”呢？我將該核心范疇的落地比作輪船在“錨地”拋“錨”。六大結構看成六個“錨地”，對每個“錨地”都要精準性地拋“錨”，而且讓它牢牢“抓地”。這就是我的“拋錨”論。
記者：“拋錨”，很形象。怎么拋呢？
張家化教練：六大結構都存在不同的問題，要瞄準核心目標。簡單說，需求結構：瞄準提高“居民消費率”及相應的“民富支撐”；供給結構(產業結構)：瞄準與人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素投入結構：瞄準人的“心靈放飛”和萬眾創新;資源環境：瞄準生態福祉和環境人權；城鄉結構：瞄準填平城鄉之間人的制度鴻溝；區域結構：瞄準區域人際協調，以避免“板塊群體碰撞”。這六大結構都用“人本”一線牽。
記者：您能結合供給結構(產業結構)談談嗎？
張家化教練：供給結構(產業結構)：應逐步從以工業為主導轉向以服務經濟為主導。中國“十三五”及未來一段時期，將是由“工業化中后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的時期，我建議國家明確提出“逐步從以工業為主導轉向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戰略和行動方案。以服務經濟為主導中，生產性與生活性服務業哪個是“短板”？我明確提出：生產性服務業是“短板”，要補足。生活性服務業應研究2020年小康社會建成后，人民群眾想什么？盼什么？我在書中強調應開拓生活性服務業新領域，例如，養老養生醫療健康產業，我寫了12個字：“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健康產業。”
記者：您能說說為推動“人本型結構”改革需要哪方面的制度配套嗎？
張家化教練：我的豪言壯語是，要真刀真槍的搞改革，為“人本型結構”轉型必須提供制度支撐。結構轉型“轉到深處是體制”。我前面闡述的經濟結構轉型，除涉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外，更涉及制約結構轉型的體制障礙問題。在釀成“物本型”經濟結構的諸種傳統因素——人口紅利、資源紅利逐步消退之際，“制度紅利”成為“人本型結構論”的重要動力。結構轉型，是真轉型，還是假轉型？如果真轉型，那就請掃除體制障礙吧。
第一,真刀真槍改革。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一個全方位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整個決定內容，涉及336項具體改革，可以看成是新階段各個相關領域“滴灌式”的制度設計，為我們提供了明確的和可操作性的方略。兩年來，中國改革的畫卷正徐徐展開。作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改革雖有一些新的舉措，但總體判斷，仍缺乏比較大的突破。在此背景下，習近平同志提出“真刀真槍搞改革”，點破了當前改革的要害之所在。
第二，克服兩種“本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集權所壓制；在原教旨的市場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金錢所浸蝕；至于在未來某個虛擬世界的體制下，人性會不會被過度縱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現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紀的中國，如何建立無愧于人自身解放和發展的新體制”。
“建立無愧于人自身解放和發展的新體制”，在結構層面就是要打造“人本型經濟結構”。“人本”的對面是什么？一是“物本”，一是“官本”。為什么人本型經濟結構難以建立？流行于各級政府的GDP掛帥（“物本位”）以及因政府職能沒有取得實質性轉變而依然存在的“政府主導型”（“官本位”）是重要原因，并成為結構轉型的制約因素。之所以如此，原因十分復雜。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原有干部考核體系與財稅體制導致地方政府行為微觀化。經濟利益驅動與政治晉升拉動兩股力量的合流，形成“雙驅動”機制。雖然近年一些人文發展指標和可持續發展指標開始被重視，但慣性仍然存在。由于沒有實現發展理念轉換，GDP仍在官員內心世界居核心地位，其“經濟人”特征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另一個更為深層的原因是縱向的權力來源結構和民主監督機制的缺乏。
克服兩種“本位”，首先是克服“物本位”，改變GDP在官員內心世界至高無上的地位，確立“人類發展指數”等人文指標和環境指標的約束作用。其次是克服“官本位”，轉變“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既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又發揮政府的重要作用。但近來出現一種把“政府的重要作用”解釋為“政府駕馭市場”的觀點，且頗為流行，應該澄清和糾正。同時，要實施“三張清單”即：負面清單——明確企業不該干什么，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權力清單——明確政府該干什么，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責任清單——明確政府的責任，做到“法定責任必須為”。從更深層考慮，還要推進政府自身的結構改革，建立政府權力體系內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衡機制，使政府“有權而不能任性”。
第三，推進“五環式”改革。新階段歷史要求中國開展的是類似奧運“五環”的改革，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環境制度改革。在新階段，無論是哪個結構轉型，都會觸及經濟體制乃至政治社會文化和環境資源體制。可以這樣說，沒有“五環”改革的突破性進展，經濟結構的改造、轉型、升級是不可能的。為此，中國新階段應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五位一體”改革“藍圖”推進全面改革，掃除制約經濟結構轉型的體制障礙。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與“五環改革”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第四，反腐敗與突破固化利益格局。新階段的全方位改革將會遇到重重障礙，其中，嚴重的腐敗和固化的利益格局是最大的障礙。春秋時代鄭國政治家子產曾講過一段頗有哲理的話：“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左傳·昭公二十年》）如果執政者嚴格執法，就很少有人以身試法，相反，如果執法者太過懦弱，就會有人“狎而玩之”。
中國確實有過“水懦弱”的情況。不是不想醫治這個“患病的機體”，但當“打開”之后看到“五臟六腑”已經那樣，沒敢動“大手術”，只好“縫上”繼續維持。于是歷史老人看到了那么多“狎而玩之”的官僚縱欲妄為、“玩死”自己。這種情況不應該繼續下去了。
中國需要嚴厲而有效的“反腐敗”斗爭，切實制止官僚“狎而玩之”。通過“反腐敗”，矯正權力與資本結盟、權力與利益交換的格局。同時，必須擺脫既得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礙力量”的束縛，改革者首先自己不要被既得利益集團所綁架，決策者也不能順著權力與資本結盟的思路來決策。唯有超越固化利益格局的羈絆，才能開創改革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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