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孩子這么少但為何上學這么難
發布日期：2015-03-04瀏覽：3190
據2014年5月20日財新網報道，今年北京通州區幼升小“五證”細則對于家長繳納社保的地點有明確要求，必須“在我區”。通州區大部分非京籍家長在其他區工作繳納社保，5月31日幼升小登記截止日期臨近，他們的孩子幼升小求學無門。
這篇報道反映的是北京尤其突出的“上學難”問題。很多人認為，“上學難”的根源是太多人涌入北京導致教育資源不足。也正是在這種理由下，北京收緊了非京籍學生入學和升學的條件，引發強烈的社會反彈。那么所謂的“上學難”果真是孩子太多造成的嗎？
實際上，以孩子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來看，北京處于世界最低之列。如果生育率處于可持續的更替水平，人口結構穩定，以北京2012年的2069萬的常住人口來和80歲的人均預期壽命來計算，每個年齡層的人口數量應該在26（即2069/80）萬左右。再考慮到處于育齡期的年輕人口比例較高，北京每年正常入學人數應該約30萬人，小學在校人數應該約180萬。但實際上，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包括含京籍和非京籍），2012年北京小學入學人數只有14.2萬，不到維持人口更替正常數的一半，而小學在校人數只有72萬，只有正常水平的40%。
北京的孩子如此之少，但上學為何還這么難？根源就是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嚴重不足。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歷史數據，過去20年來，不管入學人數如何變化，北京都一直在縮減小學和初中的學校數量和專任教師數量。從有數據的1995年到2012年，北京的小學數量從2867所下降到1081所，縮減62%；專任小學教師數量從0.62萬下降到0.47萬，縮減24%。從有數據的2003到2012年，北京的初中數量從434所下降到341所，縮減21%；專任初中教師從3.4萬下降到2.0萬，縮減41%。
北京的常住人口在1995、2003、2012年分別為1251、1456萬，2069萬；從1995到2012年增長65%，從2003到2012年增長42%。一方面，北京的人口大幅增長，經濟飛速發展，財力急劇擴張，另一方面卻在不斷地縮減教育資源。這怎么可能不造成“上學難”的困境？可以說，北京的規劃和教育部門對學齡人數的變化缺乏基本的前瞻性，他們以背離現實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來規劃教育資源的配置，造成教育投入嚴重不足，人為制造“入學難”，并以此為理由收緊入學條件來拒絕履行給學齡人口提供最基本的義務教育的責任。
以小升初為例，在2014年，北京全市含外地戶籍的六年級小學生數僅有11.3萬人，甚至少于2007年北京市參加高考的12.5萬人。這個數字本來根本不應當對教育資源形成任何壓力，可北京市卻偏偏以教育資源不足為由，收緊非京籍學生的入學條件。
雖然“入學難”的根源在于規劃和教育部門的失職，但這種人為制造的緊張卻成為限制甚至剝奪孩子接受教育權利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實，盡管目前人為制造的教育資源短缺確實存在，那也根本沒有到需要拒絕孩子入學的地步。比如，就算包括非京籍在內的所有11.3萬名小學生在2014年全部進入初中，招收人數也不過是比2012年的10.8萬高出5%。而最近一次初中招生人數上升是在2006年，當年招收11.2萬，比上一年高出23%。如果說過去在一年之內增加23%可以應對，而現在兩年內增加5%怎么會做不到？何況入學人數不過僅僅與7年前持平。
實際上，在很多孩子入學無門的情況下，北京市內卻有部分學校因為生源不夠無法招滿學生。更為嚴重的是，嚴厲的入學條件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耗費數十萬元打通關節來確保孩子上學的傳聞不時出現在社交群里。導致這種后果的政策行為與中央反腐倡廉的部署完全是背道而馳。
在收緊孩子入學條件的政策中，戶籍成為首要的標識手段。目前外地戶籍者在北京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高達46%，其中很多人長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給北京納稅并繳納社保，他們的孩子也在北京出生，接受前期教育。這些人很多早已經與原籍已沒多少聯系，如今收緊非京籍學生升學的政策，只能是逼迫他們將孩子送回原籍上學，人為制造骨肉分離的倫理悲劇。
歷史上因為同稅不同權而產生的社會分裂和抗爭不在少數，美國獨立戰爭的起因就在于此。如果同稅不同權反映在限制甚至剝奪孩子接受義務教育這種最基本的權利上，不僅會在家長的心里，也會在孩子幼小的心靈埋下對政府不信任甚至仇視的種子。這種怨恨與憤懣長期積累將會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凝聚力。在中國的政治中心有一半人淪落為法律意義上的“二等公民”，基本權利被踐踏，這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北京目前收緊非京籍孩子入學條件的一個理由是貫徹嚴控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政策。我們之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經解釋了，嚴控人口規模的政策傷害的不僅是來北京工作的外地人，也同樣傷害北京自己的經濟、財力、和未來的地位。中國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和發展最快之一的經濟，而且權力集中。但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北京建成區的人口規模在全球排不進前10位，其建成區人口密度在世界224個人口超過200萬的城市集聚體中僅排在138位。相對于經濟的優化發展，北京的人口規模是太小而非太大了。我們的分析也發現，所謂北京的人口規模超出了水、土地等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的說法雖然被廣為宣傳，但實際上根本站不住腳。北京面臨的許多問題從根子上來說是在錯誤的人口控制觀念下的規劃失誤和管理不當。
實際上，人們都是跟著工作機會走的，戶籍限制并不能真正阻擋人口遷徙，但會讓當地工作和居住的外地戶籍者生活在無奈和怨氣之中，就像目前許多非京籍家長所面臨的那樣。對更多人來說，戶籍限制讓很多人無法在職業、事業乃至家庭生活上做長遠規劃，甚至存在撈完錢就走的心態，這些現象顯然不利于當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內需的提振。
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人們都可以自由遷徙，去哪里工作和生活完全是個人的選擇。政府的職責應當是合理規劃未來并據此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而不是使用各種強制手段來阻止人口的自然流動，更不是強迫父母與孩子分處兩地。在面對包括教育資源在內的各種供求矛盾，甚至根本不存在矛盾時，竭盡全力去降低乃至消滅需求，是一種違反基本經濟規律和道義原則，損人又害己的手段。我們相信，唯有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順應合經濟規律，前瞻性地規劃和配置公共資源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即便因為工作失誤出現一些供需矛盾，那也應該以最起碼的人道方式來處理。逼迫幼小的孩子遠離父母去他們一無所知的原籍上學已經背離了最基本的執政倫理和道德良知。
這篇報道反映的是北京尤其突出的“上學難”問題。很多人認為，“上學難”的根源是太多人涌入北京導致教育資源不足。也正是在這種理由下，北京收緊了非京籍學生入學和升學的條件，引發強烈的社會反彈。那么所謂的“上學難”果真是孩子太多造成的嗎？
實際上，以孩子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來看，北京處于世界最低之列。如果生育率處于可持續的更替水平，人口結構穩定，以北京2012年的2069萬的常住人口來和80歲的人均預期壽命來計算，每個年齡層的人口數量應該在26（即2069/80）萬左右。再考慮到處于育齡期的年輕人口比例較高，北京每年正常入學人數應該約30萬人，小學在校人數應該約180萬。但實際上，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包括含京籍和非京籍），2012年北京小學入學人數只有14.2萬，不到維持人口更替正常數的一半，而小學在校人數只有72萬，只有正常水平的40%。
北京的孩子如此之少，但上學為何還這么難？根源就是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嚴重不足。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歷史數據，過去20年來，不管入學人數如何變化，北京都一直在縮減小學和初中的學校數量和專任教師數量。從有數據的1995年到2012年，北京的小學數量從2867所下降到1081所，縮減62%；專任小學教師數量從0.62萬下降到0.47萬，縮減24%。從有數據的2003到2012年，北京的初中數量從434所下降到341所，縮減21%；專任初中教師從3.4萬下降到2.0萬，縮減41%。
北京的常住人口在1995、2003、2012年分別為1251、1456萬，2069萬；從1995到2012年增長65%，從2003到2012年增長42%。一方面，北京的人口大幅增長，經濟飛速發展，財力急劇擴張，另一方面卻在不斷地縮減教育資源。這怎么可能不造成“上學難”的困境？可以說，北京的規劃和教育部門對學齡人數的變化缺乏基本的前瞻性，他們以背離現實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來規劃教育資源的配置，造成教育投入嚴重不足，人為制造“入學難”，并以此為理由收緊入學條件來拒絕履行給學齡人口提供最基本的義務教育的責任。
以小升初為例，在2014年，北京全市含外地戶籍的六年級小學生數僅有11.3萬人，甚至少于2007年北京市參加高考的12.5萬人。這個數字本來根本不應當對教育資源形成任何壓力，可北京市卻偏偏以教育資源不足為由，收緊非京籍學生的入學條件。
雖然“入學難”的根源在于規劃和教育部門的失職，但這種人為制造的緊張卻成為限制甚至剝奪孩子接受教育權利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實，盡管目前人為制造的教育資源短缺確實存在，那也根本沒有到需要拒絕孩子入學的地步。比如，就算包括非京籍在內的所有11.3萬名小學生在2014年全部進入初中，招收人數也不過是比2012年的10.8萬高出5%。而最近一次初中招生人數上升是在2006年，當年招收11.2萬，比上一年高出23%。如果說過去在一年之內增加23%可以應對，而現在兩年內增加5%怎么會做不到？何況入學人數不過僅僅與7年前持平。
實際上，在很多孩子入學無門的情況下，北京市內卻有部分學校因為生源不夠無法招滿學生。更為嚴重的是，嚴厲的入學條件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耗費數十萬元打通關節來確保孩子上學的傳聞不時出現在社交群里。導致這種后果的政策行為與中央反腐倡廉的部署完全是背道而馳。
在收緊孩子入學條件的政策中，戶籍成為首要的標識手段。目前外地戶籍者在北京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高達46%，其中很多人長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給北京納稅并繳納社保，他們的孩子也在北京出生，接受前期教育。這些人很多早已經與原籍已沒多少聯系，如今收緊非京籍學生升學的政策，只能是逼迫他們將孩子送回原籍上學，人為制造骨肉分離的倫理悲劇。
歷史上因為同稅不同權而產生的社會分裂和抗爭不在少數，美國獨立戰爭的起因就在于此。如果同稅不同權反映在限制甚至剝奪孩子接受義務教育這種最基本的權利上，不僅會在家長的心里，也會在孩子幼小的心靈埋下對政府不信任甚至仇視的種子。這種怨恨與憤懣長期積累將會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凝聚力。在中國的政治中心有一半人淪落為法律意義上的“二等公民”，基本權利被踐踏，這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北京目前收緊非京籍孩子入學條件的一個理由是貫徹嚴控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政策。我們之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經解釋了，嚴控人口規模的政策傷害的不僅是來北京工作的外地人，也同樣傷害北京自己的經濟、財力、和未來的地位。中國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和發展最快之一的經濟，而且權力集中。但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北京建成區的人口規模在全球排不進前10位，其建成區人口密度在世界224個人口超過200萬的城市集聚體中僅排在138位。相對于經濟的優化發展，北京的人口規模是太小而非太大了。我們的分析也發現，所謂北京的人口規模超出了水、土地等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的說法雖然被廣為宣傳，但實際上根本站不住腳。北京面臨的許多問題從根子上來說是在錯誤的人口控制觀念下的規劃失誤和管理不當。
實際上，人們都是跟著工作機會走的，戶籍限制并不能真正阻擋人口遷徙，但會讓當地工作和居住的外地戶籍者生活在無奈和怨氣之中，就像目前許多非京籍家長所面臨的那樣。對更多人來說，戶籍限制讓很多人無法在職業、事業乃至家庭生活上做長遠規劃，甚至存在撈完錢就走的心態，這些現象顯然不利于當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內需的提振。
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人們都可以自由遷徙，去哪里工作和生活完全是個人的選擇。政府的職責應當是合理規劃未來并據此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而不是使用各種強制手段來阻止人口的自然流動，更不是強迫父母與孩子分處兩地。在面對包括教育資源在內的各種供求矛盾，甚至根本不存在矛盾時，竭盡全力去降低乃至消滅需求，是一種違反基本經濟規律和道義原則，損人又害己的手段。我們相信，唯有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順應合經濟規律，前瞻性地規劃和配置公共資源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即便因為工作失誤出現一些供需矛盾，那也應該以最起碼的人道方式來處理。逼迫幼小的孩子遠離父母去他們一無所知的原籍上學已經背離了最基本的執政倫理和道德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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